【渔人周刊】多营养层次养殖，书写桑沟湾绿色生态传奇——唐启升
发布时间：2025-01-16
海洋渔业、生态、战略科学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名誉院所长、院所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学委会主任/首席科学家。
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全球环境基金会顾问团（GEF/STAP）核心成员、国家973、863计划专家等。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4项，发表论著380余篇部。
组织“海洋强国战略”等院士专家建议18项，促成有关国家文件发布。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24项。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多年前，桑沟湾内养殖区密布，沿线工厂企业集中，又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管理，桑沟湾的生态环境曾受到很大影响。桑沟湾的鳗草从原来的遍布整个桑沟湾，退化到只在楮岛和八河港海域。
2000年，唐启升院士团队与荣成楮岛水产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鳗草的保护，致力于恢复桑沟湾的海洋生态功能。2014年9月，唐启升院士工作站正式落户东楮岛，依托荣成楮岛水产有限公司开展科研，带领团队以发展低碳海洋经济为中心，开展海草移植与扩增技术、海草床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海草床的碳汇机理、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等系列研究，进行了大量实验，逐步突破了鳗草种子萌发和苗株建成的技术瓶颈。有了技术支持，荣成创建了鳗草幼苗规模化人工培育基地，并成功引入蚂蚁森林、阿拉善慈善基金会等社会资本参与实施桑沟湾海草床修复工程，累计栽植鳗草1000多亩， 6000余万株。
唐启升院士工作站研究的“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同样对桑沟湾恢复生态功不可没，这种模式由不同层级之间的养殖生物搭配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将近闭环的生态食物链，达到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海水养殖绿色生态化发展。经测算，“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不但每亩平均提升20%到30%的直观经济效益，还能够有效地减少整个水体二氧化碳的存量，实现了生态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等作为亚太地区可持续集约化水产养殖的典型成功案例在全世界推广。
“我做成一件事，一般要有多年的积累。有了梦想，有了追求，就要脚踏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不能浮夸，更不能弄虚作假。”——唐启升
在资源增殖活动中,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是两个重要手段。从科学原理和实际情况看,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分别发挥哪些作用呢？
唐启升：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对渔业资源增殖的发展定位略有不同，增殖放流强调对增加渔业生物量的贡献，人工鱼礁则强调对修复生态系统的贡献。
开展增殖放流，需要向海中大量释放幼鱼，这些幼鱼捕食海洋环境中的天然饵料并成长，从而增加渔业作业海域的生物量，然后形成一定的海洋捕捞量。
人工鱼礁发展之初，主要以诱集、捕获鱼类为目的，称为"人工渔礁(fishingree)”；随着人工鱼礁功能的拓展，除了用于诱集鱼类进行捕捞之外，还可以给海洋生物提供起到保护作用的场所，其英文名称演变为fish ree， artificial reef artificial habitat，投放人工鱼礁，是通过工程化的方式模仿自然生境(如珊瑚礁)，旨在保护、增殖或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它所惠及的产业不仅是海洋捕捞，而且包括海上养殖、海上休闲等。
目前，对于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对恢复渔业资源的贡献定位，均持谨慎态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增加渔业生物量与恢复渔业资源”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两者分别是种群数量变动机制上二个层面的过程。例如，5月~6月放流的对虾苗，当年9月~10月渔业收获了，称之为增加了渔业生物量(资源量)，第二年需要继续放流对虾苗,才能保持渔业持续收获，年复一年，不能中断。持续了160年的世界鲑科鱼类增殖就是通过年复一年的放流，才保证了这个事业的成功。假如放流后或经过几年放流，不用再放流而渔业资源量能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准上，那就达到了资源自然恢复的目的，现实中这种实例鲜有所见。
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渔业，您认为中国渔业有哪些变化？其推动因素有哪些？
唐启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渔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渔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从渔业总产量来看，中国渔业总产量从1949年的52万吨上升至2020年的6500万吨，在世界渔业总产量中的占比则从2.7%上升至35%。从养捕比来看，1949年，中国渔业养捕比小于5：95，也就是以捕为主；2020年，我们的养捕比高达80：20，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养捕比。
其次，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大幅度提高。1949年，中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约0.7千克，1985年为7.57千克，2020年增长至46.39千克，是世界平均人均水产品占有量的2倍。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走出了一条“以养为主”的中国特色渔业发展道路，不仅颠覆了世界“捕捞为大”的渔业发展模式，同时显著提升了渔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包括食物供给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现代渔业的发展为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大国粮仓”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而中国特色现代渔业的发展则源自于以下4个驱动因素：
一是超前的思想准备。1958年，“养捕之争”的讨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渔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二是坚实的科技支撑。1958年，钟麟团队攻克鲢鳙等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技术，带动了规模化养殖技术和学科的发展，促进了水产养殖业普遍而广泛的发展。
三是正确的发展决策。1985年，“以养殖为主”的决策，使中国渔业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影响了世界，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发展。
四是清晰的发展理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提出健康养殖、生态养殖、碳汇渔业、建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和“资源养护型捕捞业”发展新模式等一系列发展理念，逐步形成以资源养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原则的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战略。
“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五十多年来，唐启升说他最信奉的是“坚持不懈”。“科学进步在多数情况下是缓慢的、积累式的，往往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坚持不懈’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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